该图书馆的起源归功于圣本笃，他是苏比亚科最早修道院的创始人，并领导了近三十年。
圣创始人的规矩规定，修道院里应备有供私人和集体阅读的书籍（手稿）。
由于七至十世纪修道院遭受的破坏，圣本笃时代的书籍没有保存下来。九世纪末，随着修道生活的复兴，图书馆也得以修复，如《苏比亚科纪事》所述。
院长翁贝托（1050-1069年）丰富了书籍藏量。随后的记录更加详尽和丰富。
修道院的作坊在院长约翰五世（1069-1121年）治理期间得到大幅提升。
一些在修道院作坊抄写的手稿被送往其他图书馆；只有两本留在了我们这里：手稿LXIII，包含圣奥古斯丁的信件，以及所谓的圣杰罗姆诗篇书，内有珍贵的插图。
约翰五世还为图书馆购入手稿。他的继任者效法其做法，使得到十四世纪末图书馆约藏有一万册书籍。
最古老的藏书约可追溯到十世纪，内含珍贵插图，是一本杂集。记录了多位圣人的简短传记，摘录了圣格雷戈里的第二本《对话录》以及一些礼仪。
该手稿曾有其他章节如今分开保存，年代相同，但书写者不同。
其中包含圣本笃规矩的片段，另外还留存多个类似杂集的手稿。
极为重要的是圣经文本、注释及相关研究，其中最早的圣经手稿可追溯至十四世纪。
十三世纪的奥利根讲道集也十分引人注目。
该手稿因德国印刷工匠在我们修道院建立意大利首个印刷所时，模仿了手稿字体而著名，因此这些字体被称为“苏比亚科体”。
礼拜仪式手稿如弥撒经书、读经书、祷文书等，并配有艺术插图，极具价值。此外还保存哲学及神学论文。
圣奥古斯丁的《上帝之城》极具重要性，因其被首批苏比亚科印刷工作为同名初版印刷品的文本。
多为修道生活相关手稿，尤以规矩及注释类为多。部分手稿已无可挽回地遗失。
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文凭所保留的封印，有助于确定文件的真实性。
1464至1467年间，图书馆增添了意大利首批印刷书籍，“在尊贵的苏比亚科修道院内”印刷。这里无疑印刷了Donato的《简明拉丁语法》；西塞罗的《演说家论》；拉坦修斯的三部作品：《神圣教义论》、《天怒论》和《人类工艺论》及圣奥古斯丁的《上帝之城》.
印刷工康拉德·施温海姆和阿诺尔多·潘纳茨，两位德国人，在我们修道院创立了意大利第一家印刷所，1467年6月迁至罗马，留下了大部分印刷设备，但他们离开后，修道士似乎未再印刷书籍。之后，又从罗马及其他印刷处购入了更多初版印刷书。
值得特别提及的有1478年威尼斯印刷的《查士丁尼法典》；1474年教皇格雷戈里九世的《教令集》；格拉西亚诺的《教规不一致调和》。
保存了含有亚里士多德、西塞罗、卢克莱修、马赛利乌斯和塞涅卡作品的初版印刷书。
许多作品遗失，且多在委托管理期间被盗取；最大的损失可能出现在1789至1799年和1810至1815年修道院遭侵占期间。
1848年前，图书馆和档案馆进行了整顿，购入了圣经作品、教会历史著作及拉丁和希腊经典系列书籍。
1848至1868年间，修道院并非全然顺利。正如费德里奇所述：“1867年前后，当加里波第志愿军激荡罗马乡野、渴望进军罗马时，修士们担心修道院珍藏的珍宝安全，将手稿存放于我们未知的别处。”
随后修道院被解散，公共国有资产被没收并拍卖。
修道院被宣布为国家纪念碑，由数名修士负责看护。
托付利奥内·阿洛迪神父为监管，承担整理图书馆和手稿收藏的任务，阿洛迪以非凡能力完成了此项工作。
在院长萨尔维长达1909-1964年的领导下，图书馆得到新的发展和更妥善的管理，被安置于更合适的场所，丰富了古籍、现代书籍及各种杂志，感谢文化财产和活动部领导的财政支持。
关于圣司科拉斯蒂卡国家纪念碑州立图书馆的信息
修道院路22号
苏比亚科（罗马）
(+39) 077485424
bmn-sns@beniculturali.it
https://www.scolastica.librari.beniculturali.it/
来源: MIBACT
